1945年抗战胜利，惠州在中山公园前搭建庆祝牌楼，悬挂对联：“劫后苍生有新气象，岭东雄郡作受降城。”简明有力地表达了惠州军民对战胜敌人的由衷喜悦以及对战后和平生活的殷切期待，此联由惠州文化人士吴仕端撰，其老师张友仁亲书悬挂，珠联璧合，成鹅城一时佳话。

张友仁乃现当代惠州文化大家，一部民国《惠州西湖志》被当时有识之士赞为：“惠州西湖无完书，有之自友仁先生始。”吴仕端则是后世公认的继张友仁后又一位代表惠州文化的标杆人物。

在距离惠州西湖10多公里的三栋官桥老屋，吴氏村民的居住地，张友仁与吴仕端有过精彩的“老屋晤”，也堪称佳话。

(资料图片)

三栋官桥村老屋见证了两位学人的治学之路。侯县军拍摄

带着《惠州西湖志》文稿避走乡间

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进犯华南，惠州成为广东陆地第一个遭到日军入侵的城市。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日军侵占惠州城市期间，地处惠城东南的三栋乡村，成为“有志气者”（张友仁语）的避难之所。因为抗战这段特殊的际遇，三栋庇护了众多文化名人，尤可圈可点的是，张友仁及其《惠州西湖志》手稿在烽火硝烟中辗转三栋，保存了惠州文化火种，赓续了惠州文脉。

张友仁出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清末贡生，1905年在两广师范简易科毕业，历任惠城、博罗、文昌等地中小学教员、校长，后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张友仁历任海丰县县长、福建龙溪县知事、东江财政局局长、广东省公路处处长等职。1926年在香港加入致公党。从政期间，张友仁热衷修路，被称为“公路迷”，广东首条公路——惠（州）平（山）公路，就是张友仁在1922年主持兴修的。

抗战爆发后，张友仁积极抗日，展现了文人救国的大无畏气概。1942年，曾在惠州两次奋力抗日的国军独立第九旅战略转移。张友仁联合惠州商会会长翟雨亭等人，在西湖太保山之麓建立“独九旅将士在惠州抗日殉国纪念碑”以作纪念。

鉴于张友仁的威望，他成为日军和日伪政权笼络对象，但他坚决不从。根据张友仁自传，1938年惠州第一次沦陷后，“城中居民甚少……稍有志气者，均逃避附近各村”。当时，张友仁从惠城“移大岭头，明日入良田钟姓学生家中”。

“倭为久占计，四出招人入城，我走河村转宏村。”1943年冬，日军再次侵惠，张友仁自传有记。在寒冷的冬天，张友仁带着《惠州西湖志》文稿来到三栋河村乡间，彼时，张友仁的晚辈吴仕端也在附近的老家官桥老屋避难。

张友仁。侯县军翻拍

资料“点滴积聚，来得并非容易”

张友仁保存乡邦文化的热情与努力，让吴仕端敬佩不已。吴仕端看到张友仁没有家人相随，一榻之外无他物，桌上一叠手稿，床头一蓝色包袱，当中亦多半是手稿，墙隅地铺木板，堆放书籍。吴仕端指书籍问从何得来，张友仁说村中老乡入城，路经图书馆外，见书册为敌伪丢散满地，因此嘱托他们偷回，许以每本给回若干酬金，现还挂着账，待敌退后才付款。吴仕端感慨：“人们于死里逃生之余，正汲汲于忧锋镝，虑饥寒，而先生晏然均不予挂怀。对人认为不急之事则亟亟为之，如恐不及。”当得知案上一叠手稿为《惠州西湖志》时，吴仕端问张友仁，为什么不把文稿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张友仁苦笑说：“哪里才是安全地？随身好了。”可见张友仁对自己心血之作《惠州西湖志》，视同生命一样重要而极力保护。

惠州有修西湖志的传统，对西湖的风景人文进行回顾整理、归纳总结，是西湖文化营建的最重要手段，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并不比修建亭台楼阁轻松。为了编写《惠州西湖志》，张友仁可谓殚精竭虑，四处奔波，广征博采，辛勤笔耕。

吴仕端在《张友仁与〈惠州西湖志〉》一文中记述到：“友仁先生于1930年即开始辑录惠州西湖文献，当时尚无意于为湖山修志，后来搜集日多，才开始着笔......在开始撰写时，已抗战军兴，不久广州沦陷，资料之搜集发生很大困难，每每先查得前代某人，曾经惠州作宦或游览过，便多方借得其人诗文专集而遍阅之，有读竟二三十卷而一无所获者。偶得其一二首有关湖上诗作，必跃然喜而即告朋侪。有时工作太忙，朋侪代其于书集中找寻，如有所获，必亲自校核。后人读此志，徒骇其博赡，而不知点滴积聚，来得并非容易。”

吴仕端。侯县军翻拍

“将其视作藏名山心血”

此次相见不久，张友仁从三栋河村转移至木沥冯邃庵家，途经官桥老屋，又与吴仕端一晤。

吴仕端《张友仁与〈惠州西湖志〉》亦有记述：“不久，敌人于惠州组织伪政权，欲觅一素孚众望者为傀儡，盛传已有一批败类如蚁附膻，但均不当敌意。一天下午，我正晚饭，时阴雨霏微，云沉田野，突见先生抠衣擎伞，下身沾湿，一人挟着蓝色包裹跟随着。我惊愕辍箸，问何以至？先生请间低声告诉我，谓乡人传来确讯，有一肥胖青年，衔敌伪使命，四处找寻他参与伪政权，故闻风遁至，并问以何策脱险？我沉思片刻，觉得这些败类正求官而不可得，今已到手，怎肯找一更有名望者禅让，甘退第二位？此必是一种姿态，应付敌寇的，要避开亦不必如此匆促。当我陈述这一看法后，先生连声说：‘这个险冒不得，冒不得！’于是我连夜使人护送其至离城较远之冯邃庵先生家。逐臭之夫，遑遑求此一官，而先生却逃之惟恐不远，去之惟恐不速，于仓猝逃命之顷，不携带任何人所认为之贵重物品，而独挟《西湖志》手稿，先生是早已将其视作藏名山心血了。”

由此可见，抗战期间，每次逃难，张友仁均顾不上其他财物，《惠州西湖志》的书稿始终随身携带，以免丢失，视若珍宝。

1947年10月，抗战胜利2年后，张友仁耗时17年撰写的《惠州西湖志》正式出版，共13卷，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这是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惠州知府吴骞编著《惠阳山水纪胜》后，惠州西湖志的又一次大编修，时间相隔230多年，且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中的壮举。张友仁门人曾固民跋此书时，赞之为：“惠州西湖无完书，有之自友仁先生始。”实非谀辞。

近年出版的《惠州志·艺文卷》给出中肯的点评，张友仁的《惠州西湖志》是描述惠州西湖最为详细、完备的专书，对西湖303处景点的命名缘由、沿革兴废都有明晰的记述。该志成为惠州自晚清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化典籍。

今天，官桥老屋左右两旁，一棵古榕树亭亭如盖，一棵细叶尤加利树枝叶繁盛，犹如两位老人在对望厮守，不管风吹雨打或风和日丽，风骨依然。

（侯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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