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二月，理学家、王阳明弟子薛侃为传播新兴的阳明心学，从潮州来到惠城，受惠州学者叶时、谢宪、刘梧的挽留，特在丰山永福寺布道讲学，从游者有数十人。薛侃与惠州结缘，对中晚明朝时期惠州地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惠州迎来了一股自由论学辩难之风，从而造就了晚明时期惠州英才辈出的局面。晚清惠州名士江逢辰吟咏西湖永福寺有句“惠阳讲学前朝盛，粤派王门自此开”，正是对此有感而发。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薛侃在惠州授徒众多，能得其真传者首推李鹏举和叶萼。叶萼，晚明惠州“湖上五先生”之首，后主讲西湖天泉书院，被尊为一郡之师。李鹏举则是“湖上五先生”李学一的父亲，万历朝内阁首辅沈一贯称他为“惠州大儒”。他在考中举人后，历任余杭教谕、台州同知，多有善政，升德州府长史后即乞归故里，日与乡里子弟讲学不倦。杨起元在万历《惠州府志》中赞之曰：“鹏举宦绩卓卓如此，其得之薛先生，不可诬也。”

何元述为李鹏举、李大有题匾“双凤齐鸣”。白瑞强 摄

壹 师从薛侃，双凤齐鸣

李鹏举，字起南，号吟云、海云，归善县松柏岭人。松柏岭李氏是惠州历史悠久的望族，先祖富山公在明洪武年间以人才征为行人，逐渐发展成书香门第。祖父李伯端，赠征仕郎；父亲李信，官至江西布政司正理问。李鹏举生而颖慧，不类凡儿。父亲对李鹏举寄予了厚望，听闻薛侃来惠讲学，遂李鹏举师事之。

薛侃寓惠四年，从学者众多，但得其真传者却并不多，在惠“得士仅仅”，而李鹏举正是其中一员。李鹏举求学于薛侃的情形，被杨起元记录在万历《惠州府志》的《薛侃传》中：“是时从游者数十人，惟李鹏举、叶萼尤日侍讲席。侃欲著《鲁论真诠》。每书一札，辄令鹏举、萼朗诵罢，见其叹悦则止，未甚快辄易之。精于《易》，每静夜与二子说之，他人不得闻也。”可见薛侃对李鹏举、叶萼的器重。

除了薛侃之外，李鹏举在求学期间，还得到了另一位名师的教泽。嘉靖初年，福建晋江名士何元述任惠州府学教授，延聘了他的老乡徐茂担任惠州府学教师。徐茂不仅工于诗律，还精通医卜、堪舆、星经等学说，李鹏举、李大有、曾一经等惠州士子多受其陶铸。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李鹏举与从兄李大有一同参加广东乡试，双双中举。其时以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的何元述特地为二人题匾“双凤齐鸣”。此后，他两次参加会试，皆不第。嘉靖三十年（1551），李鹏举获授浙江省余杭县教谕一职，从此走上了宦海生涯。

李氏宗祠。

贰 施教余杭，入祀贤祠

在余杭县，李鹏举秉承其师薛侃传播阳明学说之志，与诸生讲授性命之学，努力以古师道自任。据万历《余杭县志》记载，李鹏举“端方弘毅，于理学，常以身心性命诲谕诸生，人皆感动。洁廉恬旷，一介不苟，每损己赀以惠贫士”，深得余杭士子爱戴。

甫一上任，李鹏举了解到余杭县学宫所在之地，是该县始建于唐代的法喜寺故基，精通堪舆学说的李鹏举“以为非长育地”，对教育发展不利，遂迁建学宫。学宫建成后，李鹏举“申明教条，亲授诸生课业，且以士相见礼使之习。肄置善恶二簿，俾知劝惩，士皆彬彬有兴”。

李鹏举任余杭教谕不到三年，政绩累累。万历《惠州府志》总结为“刻正学编以明圣贤之脉，集义训以正举业之习，立劝善惩恶之牓以范学者之趋，徙学于善地以辅人文之运，崇奖节义以值伦纪，解衣推食以赡贫生”，可谓全面。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因母亲刘孺人逝世，李鹏举丁忧返乡，余杭县士民立“教谕李鹏举去思碑”，并将他入祀余杭县四贤祠，以资永久纪念。李鹏举返乡后不久，父亲李信也随之过世，他合葬双亲于海滨鹤嘴山，并改号“海云”，以志哀思。

李鹏举是至诚至孝之人，后世关于他的传记却鲜有提及这点。他的好友、明代文学家田艺蘅有一篇《与李起南书》，告诉我们李鹏举因丧亲而哀毁异常的感人事迹：“窃见足下闻讣以来，躬赎无所，长号屏食，哭泣几绝，血多于泪，骨减于柴，使及门之徒，无不伤感。”田艺蘅劝李鹏举节哀顺变，切莫哀毁伤身。

叁 通判梧州，获赞大儒

丁忧服阕后，走出哀痛的李鹏举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补授江苏省盱眙县教谕。没过多久，即升任北京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博士一职，在明代的品级并不高，但因掌管国子监博士厅事，且官满三考者可升任翰林官，故在重视科举的明清两代备受士人重视。在国子监，李鹏举日与诸生讲心性之学，纳交名士，声名鹊起。据礼部尚书王锡爵撰《长史李鹏举墓志铭》记载，当时“诸生负笈游其门者，履猎猎户外，皆自以为得师。一时名人，更相与推毂。”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鹏举锋芒太露，竟遭人嫉妒。嘉靖三十九年（1560），受到恶语中伤的李鹏举外授广西梧州通判。在梧州，他并没有意志消沉，依然饱满热情投入自己的工作。据雍正《广西通志》记载，李鹏举在梧州“政务严明，人不敢欺。革厘仓弊，解户无亏。公暇，进诸生讲心性之学。”不管身在何处，李鹏举都以薛侃弟子自居，积极传播阳明心学。

李鹏举虽然只是担任通判，主要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但他的施政才能却不止于此。他著书十余篇，洋洋洒洒万余言，“咨关寨之兴废，志山川之夷阻，阅甲兵之虚实，稽钱谷之登缩，艺户口之息耗，谂风俗之盛衰”。后来其子李学一，将李鹏举的梧州书稿汇编为《宦梧稿序》，并请万历朝内阁首辅沈一贯作序。沈一贯阅毕书稿，由衷赞叹曰：“公，惠州大儒也！”

丰山永福寺。

肆 执宰怀集，人以为神

明嘉靖四十年（1561），李鹏举以梧州通判代理广西怀集县（今属广东）知县，虽然只是代理县长，但终于有机会施展他的治理才能。他首先从教育着手，让各乡立社学，“讲正学，明心性”。又修葺县学宫，“以礼教淑人，集闾阎子弟进之学宫，习声歌，教佾舞，山谷蛮猺，银簪绣服，跻堂观礼，彬彬乎有礼乐风焉”。李鹏举把在归附的瑶、僮民中推行教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治理策略。据时任怀集县教谕、潮阳名士萧信撰《重建怀集县启圣祠记》，李鹏举“训诲瑶、僮诵诗习礼，建社学者八，季冬召诸瑶、僮至邑中，推心置腹,启导谆淳，至给廪受饩之，声歌礼节，情意恳至，不啻若慈母之爱其子也。由是四山悦服，怀德畏威，咸愿请为编户”。

在民生方面，“设木吏（木雕的狱吏）以代勾摄，核丁粮以清册籍”，让刚刚经历过寇乱的怀集得以恢复。在李鹏举的治理下，原来经常起事的“金鹅山诸猺”纷纷表示愿意编入民籍，按期贡赋。等到李鹏举代理期满，新县令到任，不料“怀猺复反”，新县令竟死。怀集父老“泣诉当路”，要求上官让李鹏举继续代理知县。上官顺应民意，让李鹏举再次署理怀集。这次，李鹏举想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即犒赏经验丰富的民兵，并对每个人传授方略。次日，各路民兵纷纷报捷，“诸猺屏息帖服，竟弗敢叛”“人以为神”。

李鹏举在怀集仅仅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办成了修成、葺学、平猺等大事，实在是一位难能多得的能吏。在怀集县，李鹏举再次入祀怀集县启圣祠。据同治《怀集县志》记载，李鹏举“尝校余杭，历盱眙，转太学，所至皆冰蘗自矢，有贤声，至今二邑肖像祀之，匪独怀集云。”

伍 累官长史，哲人之板

明嘉靖四十年（1561），李鹏举从怀集县调署广西容县知县。在任上，“增置学田，造士养民，多善政”。嘉靖四十三年（1564），李鹏举迁浙江台州府同知，并署临海县知县，“风介益厉”。临海县濒海，向来是富庶之区，“邑多显仕”。这些贵族平时出行所需的车马费用，基本上都到县衙报销。李鹏举上任后，“一切裁革”。明代实行海禁，为防止沿海地区接济倭寇，海边民田不得耕种，但临海县的海边民田却被有权有势的家族偷偷占据，历代知县不敢得罪，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李鹏举则不讲情面，“论遣如法”。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福建道监察御史庞尚鹏巡按浙江，开始试点“一条鞭法”。庞尚鹏是明代中期著名经济改革家，巡按浙江期间，大刀阔斧改革吏治，但凡有压迫平民的缙绅豪强，一律奏准朝廷剥夺他们的官职。同时，他设立了“廉能贪酷”四个标准，让浙江的官员“自审所处”。李鹏举被评为“能”和“酷”。庞尚鹏了解情况后说“台州府同知不酷，其处‘能’是也”。

能吏，只能说是对李鹏举最基本的评价，庞尚鹏显然还没来得及充分认识李鹏举的闪光点。此次考核之后，李鹏举调任德府长史，即设于亲王、公主等府中，执管府中政令的幕僚之职。这样的职位并不能让李鹏举施展所长，他索性提出辞职，回到家乡惠州。

返乡后的李鹏举“日与乡族子弟讲学不倦”，安度晚年。明隆庆三年（1569），李鹏举在惠州去世，葬于博罗大蓼塘。礼部尚书王锡爵志其墓，铭曰：“有硗硗者，不谓缺；有皑皑者，不谓污。惟公岳立，雄于万夫。没而有闻，圣贤之徒。博罗之原，望之光气，烁然如瑜，其哲人之板乎。”

明隆庆六年（1572），朝廷赠李鹏举为奉政大夫。诏曰：“原任德府右长史李鹏举，乃刑科给事中学一之父。夙承家学，发迹贤科。菁莪之风，被于乡国。爼豆之治，试于台梧。器如棘璧而世不珍，清怀蘖冰而人莫鉴。赍志以没，幽光弗扬。兹以覃恩，特赠尔为奉政大夫。”

李鹏举的好友田艺蘅曾有《闻李起南卧病月下有怀》诗，其中有“茂陵多病近何如，况是虞卿苦著书”句，将身体多病又亟亟治学的李鹏举比作司马相如、虞信。了解李鹏举的生平后不难发现，在惠州迎来“湖上五先生”的人才井喷之前，李鹏举确实能堪当“惠州大儒”的美誉。

（严艺超）

关键词：